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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美贸易巨额顺差的真相热点追踪行业资讯资讯0-【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6 00:12:16 阅读: 来源:牙轮钻头厂家

编者按:

古铁雷斯走了,新一轮的贸易磋商在继续进行。

美中两个全球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在贸易问题上争执不断,谈判一波三折。

全球尚没有做好中国崛起的准备,美国同样如此。低廉的劳工价格以及土地等要素成本,让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了价格方面的优势,中国制造的产品“横扫”美欧。

不过,本相并非美欧描述的那样,竞争的优势紧紧停留在纺织品、机电品等行业之上。这些优势是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而导致的国际产业的转移自然的结果。

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源于此!

法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充裕的劳动力供应,10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的确没有明显的上涨,但绝非中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这样的指责毫无根据。

傲慢与偏见曾经蒙蔽了远见的目光!

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源,责任多在美国人自己身上。自己某些产业竞争力弱化的后果,却需要别人承担责任,这该是多么的不公平!况且,在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情况下,仍怀有敌意地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不过,可能只有合作、妥协的政治智慧才能解决大国间的摩擦和分歧。

作为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也必须改变以往的定位,需要承担一些作为大国的责任,以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相对平稳。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和呼声,面对越来越多国家对不断涌入的中国纺织品的忧虑,中国亦不能默然视之,必要的“安抚”是需要的。

实际上,中国正开始了这样的“作为”!(文/振华)

中美贸易不平衡,美方有巨大逆差,且迅速增加,这是个老问题。随着金额的扩大和中美经贸关系其他问题的解决,逆差问题日益被美方政治化。美方压人民币升值、部分议员提议对中国产品征收27.5%的附加税,指责中国产品加剧美国工人失业,以及对华纺织品设限、彩电反倾销等问题,主要源于中美贸易逆差问题。

中美贸易差额真相

中美贸易发展迅速

由于中美两国分别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最活跃的经济体,国内需求旺盛促使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696亿美元,是1978年的72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承认,与中国贸易是其发展最快的部分。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额达到347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114%。而同期,美国对德国的出口仅增长了7%,对加拿大的出口增长了6%,对日本的出口则减少了17%。中国成为继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英国之后美国的第五大出口国。

中美贸易关系基本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过去的25年中,尽管中美关系经历了炸馆事件、考克斯报告等事件的影响,但中美经贸总额只有1990年下降了3.9%,。此外,中美贸易关系受美国经济周期影响不大。

根据中国的统计,中美贸易1993年美方开始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4年上升到803亿美元,11年增长了近12倍;而根据美国的统计,1983年美方开始有逆差,为3亿美元,到2004年上升到1620亿美元。按美方统计,1988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的前10位逆差国行列,1989年就从第9位发展到第6位,1990年攀升到第3位,1991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2大逆差对象。2000年以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贸易逆差继续攀升,到2004年,中国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达到26.2%。

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口径不同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数据上一直存在着差异,突出表现为美国统计的来自中国的贸易逆差要远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一差额不仅由来已久,且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美国商务部把从中国大陆直接进口和从香港转口但原产地是中国大陆的所有货物都算成是从中国的进口,也就是说,美国把所有原产地是中国大陆的产品价值都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海关的统计只包括中国大陆直接向美国出口的和出口时已知最终目的地是美国但经香港转口的货物。然而,许多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的最终目的地并不一定很清楚,因此,许多最终运往美国的中国产品没有包括在中国的贸易统计之中,而被算作是中国大陆向香港的出口。

中国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值与香港公布的转口贸易价值不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大陆出口到香港的许多商品,因最终目的地不明确而未被统计到中方的数据中。第二,美方的进口统计,因包括了转口增加值而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考虑到香港为大陆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安排运输、保险、寻找客户等,因此,对这些商品的增加值是相当可观的。

中国从美进口统计差异

中国统计的来自美国的进口与美国统计的向中国的出口,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差异(1995年两者差额为43亿美元,2003年为55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119亿美元),但如果考虑到进口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按离岸价格计算导致出现运输费用的差价,可以说两者大体相当。这说明中美双方统计的贸易顺(逆)差存在着较大差异,尽管与中国统计的进口和美国统计的出口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双方均未将服务贸易统计在内

美国在总的对外贸易持续逆差的情况下,商品贸易的逆差基本上是呈不断扩大的趋势,而服务贸易则相反呈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

根据WTO的报告,美国服务出口占全球的18%,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出口国,也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盈余国。2003年美国服务贸易5495.9亿美元,增长5.77%;出口3048.1亿美元,增长4.3%;进口2447.8亿美元,增长7.64%;服务贸易顺差600.3亿美元,减少7.41%。

需要指出的是,大量服务隐性化影响了我们对中美两国服务贸易情况真实全面的了解。

第一,由于大量非跨境服务交易没有被纳入统计,造成对中美服务贸易的低估。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报告,1999年,美国附属公司在国外的服务销售额达到3380亿美元,比当年对非居民提供的基于国际收支方法统计的跨境服务出口额2790亿美元还高21%,且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简单相加,但随着美国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增加,国外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东道国提供的服务作为服务贸易出口的一种形式已越来越引起关注。

在我国,许多美国制造业的跨国公司同时投资于我国贸易、营销或金融领域,这些企业在为国内提供产品的同时,为了获得内部化收益并支持其货物制造及出口,也在提供大量的服务。如,汽车制造厂商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信贷服务、石油制造企业自己投资设立加油站、跨国公司将研发中心设置在国内,如IBM和GE等。目前,由于美国附属公司在国内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来,中美服务贸易统计并没有包含这部分内容。

第二,伴随外商直接投资的追加服务往往被“资本化”,在我国,外资“以技术入股”的情况比较普遍,这实际上使一些知识密集型服务、信息密集型服务、研究与开发型服务提供的隐性化,尽管我国也为此付出昂贵的成本,但在服务贸易进口中却无法体现出来。

第三,我国以购买设备为名而支付的大量服务费用也没有被统计出来。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可以说中美双方贸易数据均不准确,中方的数据被低估,美方的数据被高估。中美贸易统计数据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对转口贸易特别是中国从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商品贸易是否包括在两国双边贸易统计的不同而产生的。

中美贸易差额究竟有多少

自从1990年以来,多位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差额实际规模进行了估算。美国加州经济学家K.C. Fung和刘遵义,经过调整后估算,2002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766亿美元。加上服务贸易,2002年美国贸易逆差为743亿美元,这一数字与中美双方统计数字的平均数(729亿美元)大致相当。按照这一数据,美国统计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估了288亿美元,中国统计的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低估了316亿美元。

中美贸易巨额顺差原因

美方对巨额逆差的认识

美方认为两国贸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国产品遭遇中国贸易壁垒、缺乏对中国的市场准入;(2)中国缺乏政策的透明度以及不能完全执行两国签署的协议;(3)中国对人权、劳工权和环保的滥用以及拒绝遵守这些领域的国际标准,从而获得不公平的对美国贸易优势;(4)未来的不可预见性;(5)中国有意压低工人工资,压低人民币币值,以促进出口。

上述五个方面的主要归纳为对中国市场开放不够的指责。然而,中国对美国的大量贸易盈余并不能说明中国正在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应该说,中国是当前全球最开放的市场之一,甚至是所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最开放的市场。中国市场的高度开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近年来中国的全球进口规模增长速度是惊人的,进口额从1990年的533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614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9.5倍。进口依存度由1990年的15%提升到2004年的33.9%,并实行了较低的进口关税。

巨额顺差产生的真实原因

原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中国的加工贸易,大部分是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序而发展起来的,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设立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其产品在我国加工、组装后依赖原有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中国大陆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等,在中国大陆进行加工组装,而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与出口市场的分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

从美国自身的贸易逆差来看,近十年来,美国总的对外贸易逆差是不断增加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不断增加,但是这一逆差占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并没有显著提高,近年来维持在20%左右,远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50%多。

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取代日本,成了美国对外贸易最大的逆差国,但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逆差在绝对额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在其总的对外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却不断下降。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贸易逆差不断上升(见表四)。

如果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看,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是在相对减少。因此,中国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过来的,由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把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来,它们对美国的出口也因此转移为中国大陆对美国的出口了。

从出口来看,一方面是许多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其实是原来在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生产和出口的,只是现在转移到中国来了。另一方面,从市场来看,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市场规模总体上比欧美小,而且进入的限制也确实要比欧美严一点,因此大量的中国出口产品就主要销往欧美而不是东亚。

从进口来看,中国之所以大量从东亚进口而不是从美国进口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美国对向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行严格的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中国愿意进口的产品无法进口。第二,由于中国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贸易生产,而中国目前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的各种投入品在美国和日本都已经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因此中国更多地从韩国、中国台湾和东盟进口。

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导致四类最大宗商品的顺差

贸易不平衡本身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比较优势差异。中国的比较优势主要在于丰富的劳动力,美国的优势则在于它的科研能力、技术及人力资本。从产业来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而美国则在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中美贸易顺差最大的产品是体现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普通机械电器、家具玩具、鞋帽和纺织服装,2004年这四类产品贸易顺差为522亿美元,占当年中美贸易顺差的89.2%。

从表五中可见,双方贸易量最大同时也是差额最大的是机械电器产品。此类商品中,特别是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上,如核反应堆,高性能仪器、仪表等,美国原来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实行严格控制,2003年仅对华出口114亿美元。相反,中国向美出口的普通机电产品以及由外商投资、在中国加工组装的高技术机电产品高达394亿美元,这样,在这个美方本来具有优势的项目下出现了28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双方贸易量和贸易顺差均位于第2的是家具、玩具等杂项,具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2003年中方逆差的产品依次是植物产品、化工产品和纸制品,逆差分别为21亿美元、15.7亿美元和9.5亿美元。

美方顺差第三大的项目是纸制品,这恰恰反映了中国森林资源的贫乏。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可是中美贸易当中,美国却需要依靠其农业和林业部门来创造贸易顺差。

对华技术出口限制限制了美比较优势发挥

在科技推动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美国贸易赤字的减少,但美国始终对对华高新技术出口进行管制,不愿向中方出口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卫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甚至连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产品都有限制。

美国的储蓄率偏低是造成美国逆差的另一重要原因

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经济结构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要用贸易差额平衡这就是贸易逆差和顺差的根源。比如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所以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对外净投资和债权;但由于美国近3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是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导致求过于供。美国的储蓄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2001年只有2.3%,2001年10月达到最低点,只有0.3%。高消费导致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

重估贸易逆差对美影响

多方面的因素使得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当有限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企业在全球化范围内不断膨胀,10年前,美实行全球经营的企业仅占全美企业总数的20%,当前这一比重已超过60%。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也表明,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商品750多亿美元,另有同等规模的商品以中国为生产基地实现了出口。据中国美国商会2003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资企业在中国的业务回报率相当可观。

美国是中美贸易的巨大受益者,它至少在就业和维持国内的高生活水准等方面得到较大的好处。虽然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指责中国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美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美国每出口10亿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就能给美国国内带来近万个工作,仅其每年对华直接出口就可以提供30万个高薪水的就业岗位。而且双边贸易也为美国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且呈逐年增加之势。可以这么说,如果跟中国的贸易断裂,美国的失业率将急剧攀升,同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将会急剧动荡。

此外,从美国国内市场价格看,中国的商品价廉物美,有助于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使广大消费者得到实惠。

对美国负面影响被美一部分利益集团严重夸大

不可否认,中美贸易逆差确实对美国部分制造业的就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美贸易的巨大不平衡造成美国制造业大量失业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首先,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新技术的大量采用和由此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样的产量所需人员减少。其次,经济周期决定就业形势。每当GDP增长强劲时,就业人数就大幅增加。生产工人失业也会减少。再次,欧洲、日本经济不景气,从美国进口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也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和就业的因素之一。总体上看,美国制造业失业同对华贸易逆差没有因果关系。

美方不应逃避责任

美国不仅对华实行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加强了技术管制。美国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上占有较大比较优势,多年来美国在此类产品的出口上一直拥有较大顺差。其次,长期以来进口石油一直是美国贸易逆差中最大的单项商品。

解开中美贸易顺差的绳索

美国可能采取的措施

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把中国作为潜在敌对大国加以防范。

限制从中国进口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3年,美国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实施限制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针织布、胸罩和袍服、彩电、可锻铸铁管件、涤棉印花布等近百种产品,设限的形式以反倾销为主,在反倾销已经结案的产品种类中有80%左右被美国加征反倾销税。

要求对美进一步开放服务及农产品市场

美国在大部分农产品、某些制造业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服务业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让美国的农产品、某些工业制成品以及许多服务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

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继续施压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关系到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美国保护知识产权也就是不让知识技术的外部性发挥出来,以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其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地位。

坚持要求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的升值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利于美国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但不能真正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坚持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内在目的可能主要不是解决贸易不平衡,而是利用汇率调整阻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迅速发展。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策

尽管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中国,贸易逆差本身对美国的不利影响有限甚至有有利的一面,但美国政府极有可能在贸易政策上出现重大转变,并且将可能点燃国际贸易摩擦的导火线,因此我方必须慎重对待。

通过双边磋商,解决好与美国的经贸关系。

利用美在一些国际政治问题上有求于我的形势,牵制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大规模对我发难。其次,在美国重点关心的贸易问题上表现出适当的灵活性。再次,发挥在华美资企业的游说功能。最后,维护对美出口的良好秩序,避免给美方提供针对我输美产品实施贸易保护的口实。

近期,中方还应考虑主动采取“降压”措施,减缓来自美国的压力。首先,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不授人以柄。其次,增加从美国进口,让美国商界充分了解信息,以提高其向中国出口的兴趣和信心。第三,调动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做其政府工作。此外,我国应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形成共识,联合起来抵制贸易保护主义。

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

过度依赖外需背离了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客观上制约了内需的可持续增长,使得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造成对我国不利的财富国际转移。

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

实践和理论分析表明美国在实践中推行的是依结果行事的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以牙还牙的贸易政策从本质上是一种引导对方进行合作的贸易政策。只要中美的贸易关系中的纳什均衡还存在,美国不会试图打破这种涉及到其本身巨大经济利益的均衡,保持均衡的存在是美国政策的底线。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不仅将货物贸易的贸易政策作为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而且将服务贸易和涉及到与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相关的投资一起作为战略贸易政策的一部分,那么在实际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对美国做出的让步也更少。

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清晰的态度能够使贸易对手在下一次的博弈中采取合作的态势。我们战略贸易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明确态度,尽量避免冲突争取合作,但是在冲突发生时果断采取相应措施。

加快“走出去”步伐

鼓励我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如家电、轻纺和成衣、食品加工和轻工业产品、一些质量价格比有明显优势的机电产品,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当地设立企业和机构,把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原材料及零部件出口到国外市场。

未来五至十年,主要目标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和建立适合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对外投资方式、地域、途径和管理体制。未来二十年,主要目标是初步建立国际化的生产体系,形成一批中等规模的跨国公司和企业,逐步培育起国际化的综合物流和金融运作能力。

慎重应对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与汇率机制

从中长期看,增加浮动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汇率制度调整必须考虑就业和国际收支基本均衡,同时选择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改革时机。

(本报告为对外经济研究所《中美贸易顺差结构分析及对策》课题主报告,由张燕生、刘旭完成。其它分报告由平新乔、刘翔峰、张岸元、曲风杰、张一、马强等课题组成员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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